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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帮忙“捞人” 北京一民警同妻子受贿300万获刑

时间:2019-10-28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新京报讯(记者 刘洋)称可帮忙为他人办保外就医,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展览路派出所民警孙某及其妻子受贿300万。据了解,两人将300万元拿去炒股,因亏空最后只剩下30万。新京报记者今日(2月25日)获悉,经北京市三中院终审裁定,维持一审法院判决,孙某因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10年半,罚金200万元。

  据介绍,1974年生的孙某案发前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展览路派出所民警,2017年9月因诈骗罪被捕,其妻子杜某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取保候审。后北京朝阳检方变更起诉罪名,以孙某、杜某犯受贿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孙某于2013年9月、10月间,经作为妻子的被告人杜某联系介绍,利用自己身份为民警的便利条件,以承诺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熊女士的丈夫张先生办理保外就医事项,收受熊女士给予的现金300万元。由被告人杜某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区家中代为收受该钱款。

  根据在案证据,熊女士称,其丈夫于1987年因投机倒把、流氓罪被判15年,保外就医期间逃脱。2011年他被抓后重新回河南第二监狱服余刑5年7个月。因女儿和杜某的孩子是同班同学,她与杜某相识。后杜某主动表示,其丈夫是民警,看看或许可以帮忙。

  2013年5月,杜某表示此事可以办,但是要花钱。后来熊女士找过孙某几次欲了解事情进展,被告知“领导让等等信”。但直到2013年10月,孙某告诉她可以办,并让准备300万元。

  交完钱后,熊女士回家等待。2014年1月,孙某打电话责怪熊女士此前没有把事情说清楚,像她丈夫的情况,因为脱逃过,因此不能办理保外就医。当熊女士欲将钱要回时,却被告知“钱送出去了,没法开口。”当熊女士丈夫刑满释放后听说此事,告诉妻子被骗,孙某在偿还了30万元后一直推辞,两人无奈报警。

  庭审中,孙某称受贿数额不足300万元。其辩护人表示,其自愿认罪,主动退赃,请法庭从轻处罚。

  孙某和杜某交代,因公安民警不能炒股,他便把100万元转给他人帮助炒股,并以母亲名义开户。他母亲曾问过他钱是从哪儿来的,他则说是朋友的。另外200万他给了妻子用于炒股。后来熊女士欲将钱要回时,因两个股票账户都亏损严重,最后只剩下30万

  法院经审理,认定了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据查明,杜某将其中的200万元陆续用于生活消费以及存入银行账户中炒股。后被告人退还了熊女士30万元。

  经审理,一审法院认为,孙某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伙同杜某,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务,数额特别巨大,构成受贿罪。法院一审判处孙某有期徒刑10年半,罚金200万;杜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罚金50万。后两人认为判罚太重上诉,法院终审维持原判。

  新京报讯(记者 刘洋)称可帮忙为他人办保外就医,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展览路派出所民警孙某及其妻子受贿300万。据了解,两人将300万元拿去炒股,因亏空最后只剩下30万。新京报记者今日(2月25日)获悉,经北京市三中院终审裁定,维持一审法院判决,孙某因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10年半,真道人一肖中特!罚金200万元。

  据介绍,1974年生的孙某案发前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展览路派出所民警,2017年9月因诈骗罪被捕,其妻子杜某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取保候审。后北京朝阳检方变更起诉罪名,以孙某、杜某犯受贿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孙某于2013年9月、10月间,经作为妻子的被告人杜某联系介绍,利用自己身份为民警的便利条件,以承诺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熊女士的丈夫张先生办理保外就医事项,收受熊女士给予的现金300万元。由被告人杜某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某小区家中代为收受该钱款。

  根据在案证据,熊女士称,其丈夫于1987年因投机倒把、流氓罪被判15年,保外就医期间逃脱。2011年他被抓后重新回河南第二监狱服余刑5年7个月。因女儿和杜某的孩子是同班同学,她与杜某相识。后杜某主动表示,其丈夫是民警,看看或许可以帮忙。

  2013年5月,杜某表示此事可以办,但是要花钱。后来熊女士找过孙某几次欲了解事情进展,被告知“领导让等等信”。但直到2013年10月,孙某告诉她可以办,并让准备300万元。

  交完钱后,熊女士回家等待。2014年1月,孙某打电话责怪熊女士此前没有把事情说清楚,像她丈夫的情况,因为脱逃过,因此不能办理保外就医。当熊女士欲将钱要回时,却被告知“钱送出去了,没法开口。”当熊女士丈夫刑满释放后听说此事,告诉妻子被骗,孙某在偿还了30万元后一直推辞,两人无奈报警。

  庭审中,孙某称受贿数额不足300万元。其辩护人表示,其自愿认罪,主动退赃,请法庭从轻处罚。

  孙某和杜某交代,因公安民警不能炒股,他便把100万元转给他人帮助炒股,并以母亲名义开户。他母亲曾问过他钱是从哪儿来的,他则说是朋友的。另外200万他给了妻子用于炒股。后来熊女士欲将钱要回时,因两个股票账户都亏损严重,最后只剩下30万

  法院经审理,认定了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据查明,杜某将其中的200万元陆续用于生活消费以及存入银行账户中炒股。后被告人退还了熊女士30万元。

  经审理,一审法院认为,孙某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伙同杜某,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务,数额特别巨大,构成受贿罪。法院一审判处孙某有期徒刑10年半,罚金200万;杜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罚金50万。后两人认为判罚太重上诉,法院终审维持原判。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数额在3万元以上,构成受贿罪;如有司法解释规定的从重情节,数额在1万元以上即构成受贿罪。成立受贿罪,一般基于双方之间存在具体请托事项。对于“送的人没有请托,收的人也没有帮助谋利”的感情投资型收受礼金行为,如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有着具体关联的,也应认定为受贿,但因为此类行为明显不同于存在具体请托事项的受贿行为,故司法解释对其入罪要件作了限制规定,即“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3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从而构成(感情投资型)受贿罪。

  一、感情投资型受贿入罪须具备三要件,即“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索取、收受的财物价值在3万元以上”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

  1。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

  与国家工作人员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当然包括同一单位中处于该国家工作人员领导之下的工作人员,还应包括处于该国家工作人员领导或者指导之下的下级单位工作人员。同一单位中的“下属”除了包括该国家工作人员主管或者分管的工作人员外,还应包括不属于该国家工作人员主管或者分管的下级工作人员。在同一单位中,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下属之间属于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但在上下级单位中,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下级单位的下属之间有的属于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有的则属于指导与被指导关系。

  行政管理通常是指**管理。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下属要么系同一单位人员要么系同一组织系统人员,而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于国家工作人员而言属于外单位或者外组织系统人员。如食药监部门依法对其辖区内的食品、药品企业具有监管职责,故相关食品、药品企业中的负责人于负责监管该企业的国家工作人员而言,就属于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

  首先,“3万元以上”是一般违纪行为上升为受贿犯罪行为的界分数额,即达到3万元以上方可构成受贿罪。

  其次,“3万元以上”可以是单笔数额也可以是二次以上索取、收受财物的累计数额。

  第三,“3万元以上”可以是索取、收受一人的财物数额,也可以是索取、收受二人以上的财物数额。受贿数额是受贿犯罪社会危害程度的基本决定因素,故索取、收受财物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关键在于索取、收受了多少财物,而不在于索取、收受了多少人的财物。如仅限于一人,就会出现向每一人索取、收受的财物不满3万元,但向多人索取、收受的财物累计达到数额巨大甚至特别巨大而不构成受贿罪的不合理现象。

  第四,“3万元以上”须排除正常人情往来的财物数额。如系正常人情往来的,因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无关,故不应计入感情投资型受贿的数额。对于兼具感情投资与正常人情往来因素的,应当分析两者所占的比重。如主要系正常人情往来的,以全部不计入为宜;如主要系感情投资的,则以全部计入为宜,构成犯罪的,量刑时需考虑正常人情往来因素,如计入后正好达到入罪起点数额3万元或者导致法定刑升格的,从刑法谦抑角度,一般以不计入为宜。

  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在3万元以上,须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才构成受贿罪。如不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即使财物价值在3万元以上,也不构成受贿罪,属于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无关的纯粹的感情投资。

  国家工作人员无正当理由索取、收受其下属或者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一般应推定“可能影响职权行使”,除非以正当理由进行反证。实践中,应全面客观地分析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财物后是否可能影响其职权的行使。一般而言,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下属之间,特别是与属于同事关系的下属之间,很可能基于“人情”而发生财物往来,尤其涉及众多下属的情形,需要甄别是否存在正常人情往来因素,而不能简单地“唯数额论”。相较而言,国家工作人员与其被管理人员之间,很可能基于“事情”而发生财物的往来,此时除了需要判断是否属于正常人情往来外,更需要分析判断被管理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是否存在谋利事项的可能性。

  至于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多少财物后才有可能影响其职权的行使,因人因事因时而异,难以量化。如有的几百元就可能影响职权的行使,有的可能需要上千元、上万元甚至更多才可能影响职权的行使。

  二、感情投资型受贿入罪的三要件须同时具备,才能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受贿罪

  三个要件是并列关系,只有同时具备才能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从而构成受贿罪。

  1。无明确的谋利事项,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其下属、被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的财物,即使价值在3万元以上,也不构成受贿罪。

  如果存在明确的谋利事项,则属于典型的受贿行为,构成受贿罪。反之,因为无明确的谋利事项,且司法解释将感情投资型受贿的“投资方”限于下属或者被管理人员,此时因“投资方”既不是下属也不是被管理人员,不能认定为受贿罪,而属于违纪收受礼金行为,按违纪处理。

  2。无明确的谋利事项,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其下属或者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不满3万元的,不构成受贿罪。

  感情投资型索取、收受财物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财物价值达到3万元以上是必要条件。如不满3万元,即使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也不能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尚不构成受贿罪,按违纪处理。

  在感情投资型索取、收受财物2万元与存在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他人员贿赂1万元(无司法解释规定的从重情节,不构成受贿罪)并存的案件中,因索取、收受财物2万元仅属于一般违纪的感情投资行为,而基于请托收受的1万元属于受贿行为,显然“2万元”与“1万元”性质不同,故不能累计为3万元以受贿罪论处。同理,基于请托收受财物19万元与感情投资型索取、收受财物2万元,不能累计为21万元而升格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无司法解释规定的从重情节,受贿数额在3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依法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当然,如果感情投资型索取、收受财物达到3万元以上,此时因行为性质已变为受贿,则应当和其他类型的受贿数额累计处理。

  根据司法解释规定,不论是索取还是收受他人财物,感情投资型受贿的入罪数额均为3万元以上,即只有“3万元以上”的数额标准,而不存在其他情节标准。笔者认为,如此规定,主要是考虑在感情投资型受贿中,因尚不存在明确的谋利事项,即使具有多次索取财物等从重情节的,与一般类型的受贿相比社会危害性相对较轻,故仅规定“3万元以上”的数额标准也足以惩治此类受贿行为。当然,对于具有从重情节的,可以在量刑上体现差别。

  3。无明确的谋利事项,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其下属或者被管理人员的财物,虽然价值在3万元以上,但不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也不构成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其下属或者被管理人员的财物,尽管价值在3万元以上,但不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当然就不存在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权钱交易问题,属于纯粹的感情投资,不构成受贿罪,按违纪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下属、被管理人员还是其他人员,如无明确的谋利事项,首先向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感情投资,之后提出具体请托事项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有具体请托事项时继续收受财物的,此时由于双方达成了权钱交易的合意,应整体认定为受贿,根据司法解释规定,国家工作人员之前收受请托人的财物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排除正常人情往来),应当一并计入受贿数额。当然,如果明知对方有具体请托事项后予以拒绝并不再收受其财物,之前收受下属或者被管理人员的财物未超过3万元的,或者收受其他人员的财物即使超过3万元的,均不构成受贿罪,属于违纪收受礼金行为,按违纪处理。

  2015年9月17日,长信畅中法定代表人陈练兵先生与湖北凯乐科技(600260)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陈练兵关于湖南长信畅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业绩承诺补偿议》。双方分别于2016年4月和2018年4月对《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相关条款进行了调整和修改。但因公司工作人员的疏忽,未能及时将相应的公告事项进行披露。

  双方决定,同意陈练兵先生将原业绩补偿承诺:2015年度、2016年度及2017年度归属于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000万元、4000万元、8000万元,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14000万元。变更为: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每年实现的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4000万元、5000万元、6000万元,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15000万元。原承诺的补偿方案不变。

  2018年11月7日上午,市北**洛阳路派出所收到辖区居民高大爷送来的锦旗,高大爷拉着民警的手不断表示致谢,感谢民警帮他保住了五十万元积蓄。

  2018年初,家住洛东小区的高大爷在参加老年人免费旅游团时,听人介绍了一款高息投资理财产品,对方承诺只要投资某款理财,就能获得超高的回报收益,怕高大爷等人不相信,对方还拿出了很多实例证明。心动不已的高大爷回家立刻将准备养老的50万元取出,让儿子帮自己去办理这个理财。高大爷儿子听闻整个过程,立马警觉起来,劝自己父亲不要听信超高息理财的噱头,避免上当受骗。但是高大爷沉迷其中,反而觉得自己儿子是贪图这50万元,父子俩为此闹得不可开交。因为担心自己父亲上当,高大爷儿子想到向洛阳路派出所社区民警求助。

  民警了解了情况后,将高大爷约至派出所,拿出了往年老年人被诈骗的案例苦口婆心的劝说,见高大爷将信将疑,民警又带着高大爷到某投资公司实地查看,高大爷从商务楼管理部门获悉这些公司只签订了一年的租赁协议,根本没有长期驻扎的迹象,顿时醒悟过来。

  11月7日,高先生陪同高大爷来到洛阳路派出所,激动不已的高大爷向民警讲述,他的一位老友因为没有听信家人劝阻,十多万养老钱被席卷一空,虽然骗子已经被抓,但是被骗的钱短时间内根本没办法找回来,老友因此一病不起。幸亏当时民警的热心帮助,才避免他巨大的经济损失。

  新京报讯(记者 刘洋)今日(30日),新京报记者从知情人士处确认,中国执行信息网“被执行人信息”一栏中的“李亚鹏”,即为知名艺人李亚鹏,事因合同纠纷被判支付4000万未执行。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被执行人信息”显示,李亚鹏,身份证号码出生日期为“1971年”(和李亚鹏公开的出生日期吻合),显示立案时间是2018年4月9日,执行法院为朝阳法院,案号为(2018)京0105执7240号。

  新京报记者发现,在“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和“被限制消费”信息中并没有李亚鹏。法律人士告诉记者,这意味着李亚鹏尚未被追究为“老赖”,即在法院的生效判决后,李亚鹏仍未履行判决,因此被执行法院列为被执行人,法院正在进一步追讨案款。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新京报记者搜索到有关于此案的终审判决书,系李亚鹏(丽江雪山投资有限公司股东,简称雪山公司)、其兄李亚炜(丽江雪山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与北京泰和友联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泰和友联公司)的两份民事二审判决书,案由为合同纠纷,判决分别为2017年和今年(2018)年由北京市三中院做出,前者是管辖异议的上诉,后者涉及实质性内容之诉。

  根据三中院作出的(2018)京03民终3815号判决书,泰和友联公司一审向朝阳法院起诉,要求李亚鹏、李亚炜、中书公司(全称北京中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之一)连带向泰和友联公司支付欠款4000万元和利息、公告费等费用。

  据一审法院认定的内容,2012年1月9日,雪山公司(甲方)与泰和友联公司(乙方)签订《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完成“雪山文苑”项目,合作方式为资金合作和项目管理合作,乙方出资6000万元对甲方公司进行注资,并相应获得甲方公司10%的股份。乙方保留其投资总额不超过1.8亿元,股份比例为30%的投资权利。后泰和友联公司分别于2012年1月、7月转账6000万。2015年4月17日,李亚鹏等三名被告出具承诺函,不得变相稀释泰和友联公司在雪山公司的10%的股权,承诺原告公司董事会权利,以及雪山公司原股东承诺于2015年7月支付4000万的到期债权,如有困难陆续支付截至同年底。李亚鹏及中书公司提供股权担保。但后泰和友联公司在到期后多次催款一直未给付。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李亚鹏、李亚炜向泰和友联公司出具承诺函,自愿承诺支付4000万,支付期限届满,应该履行承诺。综上,一审法院判决李亚鹏、李亚炜于判决生效后支付4000万元和利息等。后二被告上诉。

  经北京市三中院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为终审判决,判决日期为今年3月23日。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判决生效后,原审原告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

  关于判决书中所示的丽江雪山投资有限公司,新京报记者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查询app软件“天眼查”查询了解到,李亚鹏是该企业董事长,显示企业于2016年有一次变更信息,李亚鹏出资7000余万元人民币变更了股权,持股比例27.84%。

  今日,知情人向新京报记者证实上述人员为演员李亚鹏。下午,李亚鹏经纪人短信回应新京报记者表示,这是一个商业合同纠纷案件,目前该案件在北京高院的申诉司法程序中 ,“失信人”一说不子虚乌有,不属实。

  昨日开盘市值一度破千亿港元,最终收于17.82港元每股,市值944.46亿港元;张勇夫妇持有67.5%股权

  依靠1年1亿人次的顾客流量,海底捞终于上市了。9月26日,海底捞在港交所敲锣,正式挂牌。根据公告,海底捞把香港IPO发行价定在每股17.80港元,发售股份4.245亿股,每手1000股,入场费17979.37港元,让海底捞成为香港历来入场费最高新股。截至9月26日下午4时收盘,海底捞首日股价报17.82港元,涨0.11%,市值944.46亿港元(约合人民币831.09亿)。

  昨日上午9点34分,海底捞在港股上市后大涨8.09%,股价达19.24港元,市值突破1000亿港元大关。随后海底捞股价出现波动,下午股价平稳下滑,最终收于17.82港元,全天涨0.11%,收盘市值为944.46亿港元。

  招股书显示,海底捞创始人暨董事长张勇和舒萍夫妇目前直接持有海底捞33.5%的权益(张勇持有25.5%,舒萍持有8%),静远投资持有海底捞50%的权益,同时,张勇和舒萍夫妇持有静远投资68%的权益(张勇持有52%,舒萍持有16%);施永宏和李海燕夫妇持有海底捞16%的权益(两人分别持有8%)。同时,施永宏和李海燕夫妇持有静远投资32%的权益(两人分别持有16%)。

  天眼查资料显示,静远投资成立于2009年,法人、董事长、大股东均为张勇。

  从股权分配来看,张勇夫妇为海底捞话语权最重的人,合计持有67.5%的股权。海底捞上市后,以昨日市值计算,张勇夫妇的身家已经达到约637.5亿港元,约合561亿元人民币。

  此前在2017年胡润百富榜榜单上,张勇和舒萍夫妇以50亿元的财富排名第825位。

  据新京报此前报道,1988年,张勇技校毕业,被分到国营四川拖拉机厂当电焊工。不满足于93.5元拖拉机厂月工资的他,总想着干点大事,却又相继在赌博扑克牌游戏机和倒卖汽油上栽了跟头。

  1994年,这位出生在简阳县的年轻人召集三个死党,凑了8000元,打了四张火锅桌,创办了海底捞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341家分店、1亿多人流量、106.37亿元年收入,这是海底捞上市前给出的业绩。这样的经营数据下,业界经常把海底捞与此前就已上市的港股呷哺呷哺进行对比。

  从资产合计来看,海底捞资产合计44.79亿港元,呷哺呷哺34.12亿港元。

  从营业额来看,海底捞127.53亿港元的数据是呷哺呷哺43.93亿港元的近三倍。海底捞2017年负债达到31.71亿元,呷哺呷哺则维持在10.31亿元,而归母净利润海底捞给出12.32亿港元的成绩,同比增长50.84%,呷哺呷哺交出5.04亿港元成绩单,同比增长23.17%。

  不过,随着海底捞近年来不断扩张,其现金流持续走低,海底捞的账面现金已经从2016年的2.9亿元下降到2017年的-6020万元;其次是逐年增加的负债,海底捞的流动负债已经由2015年的6040万元增至2017年的11.56亿元。

  此次,海底捞通过香港IPO净筹得72.7亿港元。招股书显示,海底捞首次募集资金的60%将用于市场扩张,20%用于研发和实施新技术,15%拟用于还贷,5%作为一般营运资金使用。

  有分析认为,海底捞的流动比率连年不足1,表明其资本营运策略相对比较激进,短期偿债能力不足。

  9月26日上午,海底捞董事长张勇、首席运营官杨利娟在港交所敲锣,海底捞正式上市。在敲锣后的一瞬间,张勇捂着耳朵大笑。

  海底捞首席战略官周兆呈称,777732白小姐五点来料!海底捞募集资金的60%会用于开设分店,在开设地点方面会视市场容量以及分店的人才储备来开设,其中还会在海外开设15-20家门店,这些海外门店会设立当地化标准。

  谈及竞争对手时,周兆呈表示,火锅是餐饮业容易复制的东西,但由于市场容量足够大,对竞争并不太担心。

  张勇曾对外表示海底捞不上市。2014年呷哺呷哺率先登陆港股,在这一年,海底捞一直对上市的克制态度,开始有了松动的迹象。据新京报此前报道,张勇称,上市让海底捞有了一层保护,上市公司的地位和社会股东能帮助海底捞解决一些困难;上市还可以促进公司正规化等。

  贵人资本总裁梁渊分析称,港股市场准入门槛相对较低,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上(在A股此前多家餐饮行业因为各种原因未被通过上市申请),无需长时间排队。另一方面,海底捞也可能迫于投资人压力,不得不尽快兑现上市承诺。不过业内人士也提醒称,上市会为海底捞带来快速扩张的资金,但也会对海底捞的业绩利润提出更高要求。

  在海底捞上市之前,张勇已经有了敲锣的经验。2016年7月,海底捞全资子公司、火锅料供应商颐海国际成功在港上市。海底捞控股股东张勇夫妇持有颐海35.59%的股份,为颐海国际实际控制人;2013年-2017年,颐海国际超过50%的营收均来自海底捞及其关联公司。

  上市之前,海底捞曾遭遇黑天鹅。2017年8月,媒体报道称,在海底捞北京太阳宫店有工作人员用漏勺清理堵塞的**杂物……在海底捞北京劲松店,后厨发现了老鼠的踪迹……报道一经发出,立刻引来各方关注。报道当天,海底捞便承认错误,承诺停业整改。

  纵观招股书,海底捞在风险因素中的第一条就指出,从事餐饮服务业使得公司面临食品污染及责任索偿的内在风险。因业务范围扩大,海底捞无法确保自己的餐厅员工将一直遵守海底捞所制定的内部流程及规定。

  呷哺呷哺此前发生了类似事件。9月6日,山东潍坊一位消费者称,当天带家人去当地的一间呷哺呷哺火锅店吃饭时,怀孕的妻子从火锅的锅底汤里捞出了一只老鼠。这一食品安全事故直接导致9月10日和11日呷哺呷哺股价连续下跌,市值2日内蒸发15亿港元。

  招股书显示,2015年、2016年、2017年,海底捞员工成本分别为15.72亿元、20.44亿元、31.19亿元,占海底捞当年总收入的27.3%、26.2%及29.3%。员工成本占总收入近3成。据了解,目前海底捞合计拥有53251名员工,根据2017年员工成本粗略估算,海底捞员工在2017年的平均薪酬为6万元左右。海底捞在风险提示中称,公司可能会面临薪资上涨、最低工资上调、劳工成本上涨等问题,不仅如此,员工成本的上涨或将无法通过提高菜品价格转移给消费者。

  此外海底捞称,物业租金或更容易受到不利经济状况影响,从而限制公司获取额外融资并减少其他可用现金的能力。

  2019年1月10日,联建光电发布《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变更业绩承诺的公告》,公司拟变更全资孙公司爱普新媒原股东的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条款。公告显示,此番变更后,爱普新媒原股东承诺2017年-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累计约1.34亿元,比之前业绩承诺减少了1.17亿元,几近腰斩。

  对于变更爱普新媒业绩承诺的理由,联建光电称,从2017年底开始,公司累计向爱普新媒借款6550万元,且该笔借款已经逾期。这些借款导致爱普新媒的经营业绩出现大幅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1月10日当天,深交所即对联建光电发出问询函,要求公司就爱普新媒业绩承诺进行说明,同时还要求公司说明并核实爱普新媒原股东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以及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1月10日,联建光电发布《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变更业绩承诺的公告》。公告称,公司拟变更全资孙公司北京爱普新媒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爱普新媒”)原股东的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条款。

  联建光电公告显示,爱普新媒的股权转让方和原股东之前承诺,爱普新媒2017年-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4500万元、5850万元、7020万元和7722万元,4年业绩承诺期的净利润合计约2.51亿元(人民币,下同)。

  根据公告,此番变更之后,爱普新媒原股东承诺2017年-202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4500万元、5850万元、1500万元和1500万元,4年业绩承诺期的净利润合计约1.34亿元,比之前业绩承诺减少了1.17亿元,几近腰斩。

  同时变更的,还有爱普新媒的业绩补偿方式。公告显示,2019年度及2020年度应补偿金额为2019及2020年度实际实现扣非净利润数与3000万元的差额,2019年度与2020年度的业绩补偿应于2020年度终结后一次性合并累积计算,2019年度终结时暂不予补偿。

  而此前的业绩补偿方式是,2019年度及2020年度应补偿金额为2019、2020年度实际实现扣非净利润数分别与7020万元和7722万元的差额,再乘以2.37。对比而言,变更前后,业绩补偿的差异也很大。

  大幅变更业绩承诺引起了交易所关注。1月10日晚,深交所便向联建光电发函问询,要求联建光电结合爱普新媒历史经营业绩、行业发展状况、在手订单等情况,说明原业绩承诺金额的确定依据,本次大幅调低业绩承诺金额的原因和合理性。同时测算前述两种业绩承诺补偿金额计算方法的差异额,并说明对公司2018年度、2019年度净利润的影响。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2016年、2017年和2018年1-8月,爱普新媒分别实现营业收入8927.44万元、1.45亿元和7648万元;实现净利润2492.01万元、4737.39万元和2929.32万元。截至2018年8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为1.3亿元,净资产1.14亿元。

  1月10日的公告还显示,联建光电与爱普新媒原股东沈亮、李晨、陈舜娜、张坤城、福鼎市禄昌虹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平珠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按照爱普新媒100%股权价值5.96亿元的估值,受让公司持有的爱普新媒不低于7%的股权。

  爱普新媒是联建光电全资子公司在2017年6月收购来的。根据联建光电当时的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联动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与爱普新媒股东沈亮、福鼎市泰翔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福鼎市雅意天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禄昌虹亨、珠帝投资、福鼎市互兴网媒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张坤城于2017年6月12日签订投资协议书,联动投资以自有资金6.27亿元对爱普新媒进行增资并收购其全部股权。

  具体来看,联动投资先以3135万元现金认购爱普新媒新增注册资本18.42万元,增资后联动投资持有爱普新媒5%股权。增资交割手续完成后,联动投资再以现金5.96亿元受让爱普新媒股东合计持有的全部95%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联动投资持有爱普新媒100%股权。

  在参与此次交易的爱普新媒的原股东中,沈亮可获得的股权转让价款为1.49亿元;泰翔来、雅意天成、禄昌虹享可分别获得8934.75万元;珠帝投资获得6992.93万元;互兴网媒获得5956.5万元;张坤城获得4920万元。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在1月10日的问询中,深交所要求联建光电说明,收购爱普新媒100%股权的决策过程是否审慎,交易定价是否合理,并核实爱普新媒原股东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以及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据记者了解,上述收购案于2017年8月29日完成工商登记,2017年10月1日开始联建光电将爱普新媒及其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业绩承诺期内,在公司治理上,爱普新媒的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其中联动投资委派2名董事,由原股东委派1名董事,董事会决议需经过半数董事出席且1/2以上表决通过方为有效;联动投资向爱普新媒及其子公司委派财务负责人,全权负责相关的财务管理工作。

  公开资料显示,爱普新媒专注于移动广告业务,以综合自媒体矩阵为载体、以移动营销大数据平台为基础进行广告推广。自主产品研发团队曾先后研发并发布超过100款App产品至苹果App Store平台,类别涵盖天气、游戏、购物、生活、新闻、工具、社交、导航等多个方面。

  联建光电2017年年报显示,爱普新媒收入主要来源于客户支付的广告费用,成本主要为自媒体广告平台的人工费用及互联网广告平台媒体资源的采购费用。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在变更爱普新媒业绩承诺的同时,联建光电在公告中还预演了一场与爱普新媒原股东互相诉讼的“苦情戏”。

  对于变更业绩承诺的原因,联建光电表示,从2017年底开始,公司累计向爱普新媒借款6550万元,且该笔向爱普新媒所借款项于2018年5月开始逾期。

  联建光电在公告中表示,目前上述借款已实质影响爱普新媒正常经营,爱普新媒向公司借款后的经营业绩较借款前出现大幅下降。根据目前公司银行借款情况,短期内无法偿还上述借款。

  联建光电进一步在公告中披露,受上述原因影响,爱普新媒无法完成业绩承诺,爱普新媒原股东拟对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公司赔偿因借款未及时归还导致的相关损失。如不能妥善解决,因借款逾期等事项,公司将与爱普新媒原股东陷入相互诉讼境地,进而导致爱普新媒的经营情况恶化。

  联建光电最后在公告中表示,公司本次与爱普新媒原股东达成的和解协议暨变更业绩承诺的事项,可避免公司与爱普新媒原股东陷入相互诉讼,促进爱普新媒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上市公司获取现金流,缓解资金链紧绷的局面,有利于公司及爱普新媒的可持续性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因联建光电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2017年12月7日证监会发布《调查通知书》,对其进行立案调查。

  对此,联建光电在公告中表示,由于立案调查及去杠杆等各方面的原因,公司银行授信贷款申请受到严重影响,从2017年底开始,公司向子公司抽调资金偿还银行借款。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此前联建光电对爱普新媒的收购,产生了5.39亿元的商誉。而联建光电在《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变更业绩承诺的公告》中表示,公司将在年终时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并根据减值测试结果判断是否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有业内人士向新京报记者表示,此次联建光电大幅下修爱普新媒原股东的业绩承诺,并表示公司的欠款对爱普新媒的经营产生了重大影响,这说明公司已经降低了对爱普新媒未来现金流的估计,也意味着公司对爱普新媒5.39亿元的商誉减值或难避免。

  由于近年来连续的并购,使得联建光电商誉资产大幅增加。2018年三季报显示,公司全部商誉账面价值高达38.43亿元,占公司总资产的49.83%,占公司净资产的75.47%。2017年年报显示,联建光电2017年计提商誉减值损失5.58亿元,为2017年1.03亿元净利润的5.42倍。

  2018年11月16日,证监会发布《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新规要求定期或及时进行商誉减值测试,至少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且不得以业绩承诺期间、业绩承诺补偿为由不进行测试;要求上市公司应在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季度报告中披露与商誉减值相关的所有重要、关键信息,并对减值测试的方法、过程和会计处理做了详细的规定。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12月20日联建光电发布公告,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收到深圳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经查,2014年至2016年,联建光电子公司四川分时广告传媒有限公司通过虚构广告业务收入、跨期确认广告业务收入等方式,共虚增营业收入6178.70万元,虚增利润6047.25万元。

  《承诺帮忙“捞人” 北京一民警同妻子受贿300万获刑》 相关文章推荐八:浙商证券收到实控人关于解决新世纪期货同业竞争承诺

  (记者 崔启斌 实习记者 刘芸芸)11月29日晚间,浙商证券(601878)发布《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实际控制人关于解决浙江新世纪期货有限公司同业竞争事项承诺函的公告》。

  该公告称,实控人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交通集团”)承诺在2020年6月30日之前将持有的浙江新世纪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期货”)股权通过内部重组或第三方处置(含国资划转)方式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并且将继续履行实控人于浙商证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竟争的承诺函》。

  据了解,浙江省国资委于 2018 年 4 月 4 日出具的《浙江省国资委关于将省商业集团公司整体划入省交通集团公司的通知》,通知称,浙江省国资委将其持有的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商业集团”)100%股权无偿划转至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实际控制人浙江交通集团。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6月上述无偿划转完成后,浙江商业集团成为交通集团控制子企业。由于浙江商业集团下属新世纪期货经营的业务与公司下属浙商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期货”)经营的业务存在同业竞争关系。为了解决同业竞争问题,浙江交通集团做出了上述承诺。

  1月9日晚间,联建光电(300269,SZ)公告称,拟与北京爱普新媒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普新媒)原股东及爱普新媒签订《和解协议》,各方同意由爱普新媒原股东受让公司持有的爱普新媒不少于7%的股权,受让价格按照5.9565亿元的估值确认爱普新媒100%股权价值,并对此前的业绩承诺、补偿等条款进行修改。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联建光电之所以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并变更业绩承诺,是因为其累计向爱普新媒借款6550万元,且该笔向爱普新媒所借款项于2018年5月起开始逾期。目前上述借款已实质影响爱普新媒正常经营,爱普新媒的经营业绩较借款前出现大幅下降。

  2017年6月,联建光电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联动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动投资)与爱普新媒原股东签订《投资协议书》,联动投资以自有资金6.27亿元对爱普新媒进行增资并收购其全部股权。增资及股权转让完成后,联动投资持有爱普新媒100%股权。

  2017年12月,联建光电收到证监会下发的《调查通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对其进行立案调查。联建光电指出,受立案调查及去杠杆等各方面因素影响,公司银行授信贷款申请受到严重影响,资金链紧张影响了公司的经营发展。从2017年底开始,公司开始向子公司抽调资金偿还银行借款。其中公司累计向爱普新媒借款6550万元,且该笔向爱普新媒所借款项于2018年5月起开始逾期。

  据了解,目前上述借款已实质影响爱普新媒正常经营,爱普新媒的经营业绩较借款前出现大幅下降。而根据目前联建光电银行借款情况,短期内无法偿还上述借款。

  公告显示,受上述原因影响,导致爱普新媒无法完成业绩承诺,爱普新媒原股东拟对联建光电提起诉讼,要求联建光电赔偿因借款未及时归还导致的相关损失。如不能妥善解决,因借款逾期等事项,联建光电将与爱普新媒原股东陷入相互诉讼境地,进而导致爱普新媒的经营情况恶化。

  财务数据显示,爱普新媒2017年营业收入为1.45亿元,净利润为4737.39万元;2018年1~8月(经审计)营业收入为7648.02万元,净利润为2929.32万元。

  联建光电表示,本次与爱普新媒原股东达成的和解协议及变更业绩承诺事项,可避免公司与爱普新媒原股东陷入相互诉讼,促进爱普新媒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上市公司获取现金流,缓解资金链紧绷的局面,有利于公司及爱普新媒的可持续发展。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联建光电在出售全资子公司爱普新媒部分股权作价方面,系以2017年公司收购爱普新媒100%股权价值为定价基础,与上市公司收购爱普新媒时的股权作价基本一致。对此,联建光电表示,是基于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需要,从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角度出发,确保上市公司利益不受损害。

  联建光电指出,爱普新媒目前由于市场环境及资金等问题,经营不达预期。爱普新媒原股东在重新获得爱普新媒股权后,可激发爱普新媒原股东的积极性,并由爱普新媒原股东在重新获得爱普新媒股权后通过对外进行股权融资等方式,进一步解决爱普新媒经营资金问题,促进爱普新媒的经营发展。

  在此背景下,公司对爱普新媒原股东的业绩承诺也进行了变更。此前爱普新媒原股东承诺,2017~2020年实现利润分别不低于4500万元、5850万元、7020万元和7722万元,合计2.51亿元。经各方同意,爱普新媒原股东承诺爱普新媒2017~2020年经审计后的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4500万元、5850万元、1500万元和1500万元。

  联建光电表示,本次交易完成后,在免除部分债务之外(无需归还爱普新媒借款),还可获得股权转让款的现金流入,缓解公司经营资金日趋紧张的问题。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导致报表中的货币资金、资本公积及少数股东权益科目发生变动,同时不会对合并报表范围产生影响。公司将在年终时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并根据减值测试结果判断是否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今日(1月10日)下午,《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就上述股权转让致电联建光电董秘王峰,并根据其要求向公司公开邮箱发去采访提纲。但截至发稿,记者尚未得到回复。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王智斌律师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上市公司向子公司借款,理应进行信息披露。因为上市公司占用子公司资金,会影响到子公司业绩承诺履行的能力。

  此外,王智斌指出:“业绩承诺的双方为上市公司与子公司,债务也是在上市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形成的。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它们之间是可以就业绩承诺及债务进行相应的安排。前提是这个方案是合理的,有明确合理的依据支撑的,包括为什么要转让子公司7%股权,相关对价是怎么形成的,这些都需要进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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